薛忆沩是一位很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佛系作家”，多年来他不远万里到西方“取经”，既通过读书专栏向中国读者推介了一大批欧美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同时又带着一系列独特的华人故事走近西方读者，以“双向互动”的方式开拓自己的文学事业。去年凭着英译版的小说集《深圳人》，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上获颁“多元文化奖”，成为这个文学节举办二十年来首位获奖的华人作家。今年薛忆沩则迎来个人文学创作三十年，他在散文集《异域的迷宫》、访谈录《以文学的名义》出版之际，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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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人性奥秘和生命意义

郎综：1988年8月《作家》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您的中篇小说《睡星》，三十年过去了，回顾过去，有什么感想？

薛忆沩：我从几乎没有书可读的儿童时代开始就痴迷阅读和文学，年过半百之后，到了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仍然痴迷阅读和文学。我相信这种痴迷会一直陪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我相信与文学无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这种信念让我远离喧嚣与浮躁。

郎综：请简洁概括您创作的主题，这种主题有什么客观的原因？

薛忆沩：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个人和历史都被消费的狂热消解了。但是，我的创作仍然关心个人与历史。这大概就是过去常说的“悲天悯人”的意思吧。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的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史无前例的“浩劫”，接着又用我们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时代的潮流将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剧变不仅没有缓解个人与历史的紧张关系，还令这种关系更加紧张。我的写作试图从这个角度发现人性的奥秘和生命的意义。

郎综：您在长沙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接着在北京上大学，后来又到深圳工作，期间还在广州读博，最后，您又移居加拿大……生活场景的频繁变换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薛忆沩：生活场景的频繁变换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从北方移居到深圳和从国内移居到国外的这两次“大迁移”。我的“文学三十年”可以依据这种迁移笼统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文学生命终结于1991年的年初，后来我在深圳定居下来。这是意义重大的移居。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生活为我随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深圳也因此成为我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从国内到国外的迁移标志着我的第三次文学生命的开始。这其中出现了许多的奇迹。比如在“异域”生活了五年之后，我突然注意到自己对母语的感觉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比如我突然感觉到大家通常认为不适合逻辑表达的汉语其实有表达逻辑的巨大潜力）。这种语感的突变不仅成为我随后十年创作的动力，还导致了我引起文学界极大关注的“重写”。对自己几乎全部作品的“重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例。没有在异域甘于寂寞的生活，这个特例肯定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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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需要巨大的耐心和耐力

郎综：从最新散文集《异域的迷宫》中，读者可以了解到您移居加拿大后许多有趣而神奇的遭遇，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当地生活的情况。

薛忆沩：我从2002年2月起正式移居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至今已经将近十七年了。最初的八年，我的主要身份是全日制的学生。最近这些年，我则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我的生活节奏非常单调。但是从这单调的节奏里却可以听到“宿命”的强音。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自己的“宿命”有清晰的认识。写作是我无法选择的“宿命”。

郎综：移民后处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您有没有适应的困惑？

薛忆沩：在我看来，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只是表象。我聚焦的总是人的共性。这种聚焦方式当然也受益于阅读和文学。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引领我们穿透社会和文化的表象抵达普遍的人性。谁会从《安娜·卡列尼娜》里看到俄罗斯与自己的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呢？读者看到的往往是自己与小说人物心理活动或者人生际遇的近似甚至雷同。还有《百年孤独》让读者感到的是生命本质上的孤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孤独，与哥伦比亚的社会和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郎综：近两年来，随着小说集《深圳人》英法文版和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版的推出，您开始受到西方读者的热情关注，并在国际舞台上参加密集的文学活动。您能谈谈自己“走出去”的感受吗？

薛忆沩：我刚刚参加悉尼国际作家节和奥克兰国际作家节回来。看到活动之后等待签名的队伍，我难免会滋生出“爱国主义”的情绪，感觉自己在为中国文学争光。我的西方读者里面不仅有普通的读者，还有著名的同行，这是令人欣慰的状况。还有每到一座城市，我总是会去城市里最好的图书馆，也总是会在图书馆的电脑里查询我的作品。所有的系统都没有让我失望过。看到自己的作品已经早在自己之前进入了一座一座陌生的西方城市，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郎综：您经过三十年的文学探索，能否给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提点建议？

薛忆沩：给自己定一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比如要写出从来没有人写出过的作品，同时永远盯住美学金字塔的尖顶，千万不要落入任何世俗的圈套，然后做不懈的努力，直到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写作是需要巨大的耐心和耐力的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