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逐步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由于两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一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打上了深刻的制度色彩。因此，在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虽然我们可以广泛借鉴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但是，这个过程又是与我们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无法照搬现成的理论作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借鉴西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问题，总结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一、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的发展给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和科技成果支持，经济增长又给予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强大的物质支撑。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也逐步由社会的边缘，进入了社会的中心。随着社会成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日益增大，以及新科技革命导致的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体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的两个重要趋势就是知识经济的雏形逐步形成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加快。
经济全球化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早就作了深刻的揭示。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历史正在成为世界史。人类的活动正在打破地域的限制，从而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真正成为一种日益影响整个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从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外部因素来看，以苏联为代表的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为经济全球化进程扫清了道路；而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是这个进程最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这个基础在苏联解体前是不可能形成的，那时的世界被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边是市场体制，一边是计划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使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市场机制控制下的大市场。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今天这样高的信息化程度，没有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交通和运输手段，全球化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程度。
无庸讳言，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扩张的力量构成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发动引擎。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全世界扩张的一个途径；它依赖于两个轮子的驱动：一个是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一个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合作机制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要想解脱贫困求得发展，就必须融入经济的全球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借助全球经济的分工合作机制，最大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
这样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这些发达国家得到全球化的最大好处，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同时，后进国家又不能超然于这个进程之外，参与全球化是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虽然选择是困难的，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只能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积极应对，除此别无选择。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这种应对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是与技术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今天，技术创新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分。技术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已经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导致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知识经济形态的逐渐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降低，蓝领工人人数在逐年减少，而从事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白领工人人数在持续增加。各个产业领域异常活跃的技术创新最终取决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人数的不断增长和原创性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而这些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不断扩张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社会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基础，而大学科研和服务机能的不断完善，也将使大学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增长之中，从而有力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知识产业的兴起。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这种剥削虽然不是象近一个世纪前那样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赤裸裸的掠夺和榨取来实现，而是通过全球市场的不同分工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来实现。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落后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是受到剥削的一方。他们输出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型的物耗产品，换来的是技术或知识含量大、物耗能耗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由于生产分工的发展阶段落后、价格制订的不公平，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的不利地位。如果不立足自身，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国家的科技发展实力和人才素质，而只满足于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就无法摆脱在全球经济市场上被剥削的地位。而且，长期下去，其产品的比较优势难以持续维持，最终失去竞争优势。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高等教育，有了以前所不曾具备的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全球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强化。全球范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使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得到加强。高等教育机构由于其功能、机制和目标的特殊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巨大收益，具有相对的后发优势。它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政府间、教育机构间不断扩大的交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可以广泛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传授于学生，还可以在校际的科技合作中缩短与国外同行的差距，等等。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与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新科技革命，促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新的产业革命。这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备的比较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了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这是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实现全方位创新和应用的基本条件。而高等院校的科技研发机构，也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导致新技术革命发生的科学基础理论的新突破方面，高等院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要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总体的持续发展，高等教育必须得到同步或适度超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扩张，一个是质上的提高。在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程度，是社会整体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在机器工业阶段逐渐过渡到信息工业和知识经济阶段的变化中，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知识化程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保持科技创新的先行地位，不能源源不断的涌现出大量原创性的科技成果，而使自己总是处于模仿和跟进状态，就无法实现长期的高速度增长，因为在原有的后发优势发挥殆尽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就会慢慢停滞。
很显然，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来看，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落实赶超战略的唯一选择。而这个大众化的过程，既包括高等教育量的增长，也包括质的提高。
从全球范围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前一个阶段，即精英教育阶段。要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有一个如何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的问题。七十年代初，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在马丁特罗看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符合量变促成质变的变化规律。根据他的理论，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15%时，将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等教育的体制、功能、管理和性质等将出现很大变化，以后随着入学率的提高将基本保持不变，并一直到入学率达到50%的另一个阶段界限时才发生重要变化。马丁特罗的理论大致符合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几十年来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最重要的理论流派。
但是，这一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暴露了很多的缺陷。首先，根据马丁特罗本人的说法，这个理论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为依据的，更准确地说，马丁特罗理论是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为蓝本的。因此，它的更广泛的适应性就存在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在欧美国家，这一理论与事实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距。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在此之前已经大量存在的“赠地学院”，以及二战后政府实行的对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享受的特殊优惠的法律规定。很显然，政府的大力推进和扶持，是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在欧洲国家，他的理论预言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就更大。其次，当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的后期，按照马丁特罗的预言，将出现一个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更高的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事实上，这个普及阶段并没有按照他所预言的那样发展，而是出现了“终身教育”的现象，即全社会各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广泛参与到接受高等教育的队伍中来。
综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高等教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严格的自我演进状态，它总是与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联系在一起，并在某种程度上受政府发展目标的制约。因此，我认为，马丁特罗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指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大概的趋势，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与事实的符合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意愿而已。作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没有掩盖马丁特罗理论的光彩，而且再次重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关于社会的理论，它的正确性的基本前提就是只大致地预言部分的事实，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走向谬误。
严格接受马丁特罗理论预言的高等教育量变质变规律，其实就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是自然演进并非事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害于我们结合本国国情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这种认识是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一致的。
在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人士看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观点的神圣光环逐渐褪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经济实现良好的运转。许多人把这一观点看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取得迅猛发展的秘诀所在。这个观点也隐含在了马丁特罗的理论之中，他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看作了一个自在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量变基础上的质变。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调控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只是这种调控的力度和方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变化。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两只手是在协调运用的。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发展高等教育以促进经济持续、长期增长，已经成为西方各个国家和政府的明智选择。这些年来，一方面，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变换经济和社会政策，一会是强调经济自由政策，一会是强化政府干预，一会是走第三条道路，但是不管怎么变化，都没有走向过完全的放任自由，当然也没有实行过绝对的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哪一届政府也都是在其上台时的施政纲领中强调要发展教育，突出教育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如果放任高等教育的自由发展和自然演进，资本主义世界就决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
近两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按国际通用标准测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开始突破10%，而快速接近15%的所谓大众化高等教育规模下限，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工作也活跃起来。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国情的不同将会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如何把源自发达国家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作出了重要的探索。潘懋元先生的关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进入大众化之前“过渡阶段”理论，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潘先生不仅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有规律性启示意义的事实，而且促进了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国内目前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的文章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国情特点给予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影响重视不够。
我认为，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高等教育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也受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大众心理以及人口结构等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如果脱离开社会各制约因素孤立地考察高等教育问题，其结论必定是片面的。马丁?特罗的理论产生于欧美等发达工业化国家。他所提出的高等教育三阶段理论，依据的是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高等教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然演进的特色，因此，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时，如果忽视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特别是城乡在经济、人口分布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异，简单照搬以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来解释和预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在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发展特征时，就必然会出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并且也导致这一理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言功能的丧失。
所以，在研究、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决不应脱离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且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存在的巨大城乡差别，注意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客观存在着一个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个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把上述思想归纳起来，我们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就会得到如下几条结论，即：
（1）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结构等子系统处于紧密的相互作用中。由于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同，高等教育发展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不发达、城乡差距巨大、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将遵从很不相同的道路。
（2）在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诸因素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人口结构与数量的巨大差距，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国县级城市及其以下乡镇和农村拥有最庞大的人口，成为高等教育生源支持最基本的群体，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又是吸纳高等教育人才比例最少的部分，直接享受高等教育资源收益很低。大中城市以其经济结构、教育资源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优势，则拥有较高的入学率，高等教育人才也主要流向这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最直接的受益者。
（3）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观点看，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大中城市虽然占有较小的人口比例，但是却拥有最大比例的高等教育资源，乡镇及农村则几乎成为单纯的、数量巨大的高教生源输送地。
（4）上述情况的存在，决定了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绝对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计数值，实际意义不大。以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城市和乡村的相对毛入学率有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造成了绝对值入学率标志的精英教育阶段，早已经被大中城市实际早已经进入的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取代。在大中城市，西方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存在的问题早已经出现，特别是高等教育就业人口的压力，以及高等学校的规模压力。
（5）由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城乡之间愈益扩大的相对入学率差距，将造成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等教育界特别是政府的高度重视。
很显然，上述结论涉及的更多理论问题，是我们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重要生长点，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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