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戏剧教育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初会书意：

自然背景下的人文气息

《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寻求“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

“文人脚印”与“人生苦旅”仿佛镜头与滤光镜，一经重叠，登时聚现作家“文化人人生苦旅”这一“取景框”。背景（地域、景物）尽管移动变更——从文化胜地、名城到罕为人知的古人足迹，到原始洞穴、乡间小镇、海外侨居地；从牌坊、笔墨到夜雨、夜航船⋯⋯前景中飘然来去的却是一类人（文化人及少数与文化史有密切关系的非文化人）：诗人、画家、皇帝和官员、学者、乡村教师⋯⋯还有一个不识字的王道士。即使有些人的行迹已被知晓了，这次却是面对面的感受他们呻吟、挣扎和深藏的哀伤和遗憾。

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圆篆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它们为观看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扬、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 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文人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

历史背景下的审美心理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其中的抒写内容多与历史有关，从《道士塔》、《莫高窟》到《风雨天一阁》、《这里真安静》莫不如此。这决不是简单的好古激情，而是一种复杂的审美，一种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自己与发现现实的过程。余秋雨“谈论”昔日往事的功能是把理性的借鉴和感性的激情冲动结合起来。倘若仅作“借鉴”，那便有功利主义嫌疑；很明显，余秋雨之于历史的回忆与追踪，其中虽有提供“借鉴”或者启示的镜子意味，但绝非仅仅如此，因为从他那些数量可观的作品中，不难感悟到某种相当浓郁的展示人生或命运（包括历史命运）的思情气息：特别是那些与现实与将来相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便是审美的冲动，而不是历史学了。余秋雨散文较少那种历史学或文学领域所有的断语与结论：“他的抒写是含蓄的、微妙的，即便是那种理论家或史学家的严谨审慎，也被悄悄地埋藏在叹息与感慨之中。”“他只是轻轻地拂去时光造就的尘埃，进而深情地抚摸历史的肌肤，或更加细致去剥落包裹于往昔身体上的坚韧外壳，从而把曾经发生过的人文变迁、人事更迭及艺术现象袒露在读者面前，并引诱读者踏进那个被牵引而至的往昔时空，去享受品味的快乐。”在这里，历史的回味与追踪，只是一处传达心灵感受的博大场所，只是文化精神、传统气韵以及种种与社会与人生与命运相关的意蕴体现的一个媒介。余秋雨散文苍老，正是由于他所描写的对象苍老、悲凉之故，而这恰恰造就了余秋雨散文不同他人的魅力。余秋雨说：“作不成现代人，是悲哀的；斩断了自己生命根源的现代人，就更悲哀了。”所以余秋雨执着地在历史长河中找寻现代文化的出路，民族精神文明的出路。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他们创立了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代表。所以余秋雨在散文中更多地是对古代文人的考察、思索；妄图在这里找到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正确的文化走向。

在考察中，余秋雨发现“在文化品位上，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求仕”、“愚忠”使他们被封建专制所挟制。心中永远被“升迁”、“贬谪”的可能所囿限，这就导致了传统文化精英的处境以及心理上的两难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复杂性。

一方面，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这是对文化事业矢志不移的灵魂支点。天一阁藏书的历史就是“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闪耀着范钦乃至范氏整个庞大藏书世家健全人格的光辉（《风雨天一阁》），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现代延续则使中国“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的自信，他的人格以对自然的征服而树立（《都江堰》）。张謇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而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学之外的蓬勃生命。”（《狼山脚下》）显然，在余秋雨看来，这是三种典型形式的自我选择，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健全而响亮”的人格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的贬官文化，包容着更复杂更多层次的内蕴。中国文人由于辞章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的零件，为官显赫时为文多不足观，而一旦罹祸，多半被贬谪流放到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对于这些文人，“灾难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并进入最佳写作状态，“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文化和自然互相生成”，“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洞庭一角》）

然而，所谓宁静淡泊的孤傲，梅妻鹤子的洒脱中更多伴和着的却是知识精英自身从优选择的失误。正是，“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群体性的文化人格上趋黯淡。”（《西湖梦》）同样，这种失误也深刻地体现在文人手中的一支毛笔上。一方面，他们不断磨墨，寄情于书法；另一方面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使“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笔墨祭》）所以余秋雨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文明的突进正因此被滞碍。

文化苦旅至此，余秋雨虽然无法透过文人千年的无奈指明最终的精神出路，但其批判的精神指向却是极其明确的。他力求尽可能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文人人格，并且已经在批判，比照中呼唤“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这呼唤透过精英文化失落的迷障，应和了中国自古以来学者的特有使命：启蒙人的精神。怀古伤今，谈古论今，作者的脚步到达哪里，情感与思绪就在哪里流淌。心游历史时空，与古人对话、与精灵交语，大江东去，却无法淘尽的风流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眼前景物与历史时空交汇，历史获得了当代性阐释、历史事件获得了当代性评判，与此同时当代史又获得了一种历史沟通，当代文化又获得了一种历史解释。余秋雨的散文就是沉浸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和感叹中。

人生背景下的沧桑慧悟

《文化苦旅》，大约是余秋雨在读书理论之中引发的对祖国山河的一种向往，在其中所表现的历史苍茫感，对历史古迹和历史人物的身世忧患感源于一种生命的感喟，生命是如此博大，生命又是如此多舛；生命是如此轰轰烈烈，生命以是如此寂寞难奈。余秋雨散文有一种穿不透生命秘密的茫然感，又有一种看透生命的虚无感。人生在世不免向往轰轰烈烈，但回头发现历史一切皆枉然。微小的生命可能留下深刻和启示，伟大的生命也可能留下不尽的遗憾。生命等待启示，历史正在诉说，余秋雨散文设置了这样一种生命的历史空间。

思使人睿智、深刻；思使心灵开阔，使灵感汩汩喷发，使艺术的想象奔突倾涌，而真正的思者又必有一颗情感丰润的高尚的心灵。余秋雨就是这样心灵的激情对理性的滋润及其相生相长，成为《文化苦旅》的主要特质。他用富有个人魅力的评议使《文化苦旅》不仅闪烁着理性的光泽又浸渍着艺术想象的激情。

如《莫高窟》一文中，他写自己被莫高窟的艺术震撼后的感触，“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而莫高窟艺术之神奇又在于“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祖籍，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王国是自由的殿堂。”这清晰美妙的意象已经写活了千年的标本：他止不住心灵被艺术震撼的喜悦，又以捷劲飞扬的节奏释放激情。情感的飞腾与深刻的艺术感悟和生命体验浑圆一体，形成酣畅淋漓，饱满质实的抒情特质。

还有如《华语情结》中以山岳喻语言，来表现华语的博大幽深代代承传，他写道：“就是这种声音，就是这种语汇，就是这种腔调，从原始巫觋口中唱出来，从孔子庄子那里说下去，从李白杜甫苏东坡嘴里哼出来，响起在塞北沙场，响起在江湖划泽⋯⋯”这都说明余秋雨把理性的思悟融入了形象中，把艺术想象中，把艺术想象融合理性的写作方式并以此表明他生命质感的充盈，情思的精湛，以意驭辞的自由。

前面已经说过，余秋雨观照的是留着中华民族苍莽步履的人文山水。这里要表明的是，他对文化人格存在内蕴的深刻探寻，已经突破了散文长期被拘禁于个人生活琐事及人生常态的狭窄视界，冲破了散文以所谓“小感触”、“小体会”、“小哲理”之精致见长的旧审美规范，而以自己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启人深思的力度实现了散文界追求多年的审美超越，开放、广博视野带来余秋雨文学视角的变换，使文思流动、开放、丰富、多向，而迥异于因袭的直线式、单向度的抒写方式，如《西湖梦》多少文人作家写过西湖，但真正从西湖的碧水柔波看出它在中国人文景观上独具的内蕴的又有几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是人对自然的浅层次情感反应，只有以这种激动为情感唤起，并能进而深刻地体悟自然独具的人文内涵，生命意味者才真正感知了自然的生命力，绿绿的西湖水涟漪阵阵，《西湖梦》便将山水的停滞，人性与非人性等人格、道德、社会的多重思路一一铺展，在这多向的流动中再识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复杂性.。“《西湖梦》是散文界对西湖的全部诠释。也是散文的新法度。在余秋雨笔下，山水景观，人文世态，历史变迁，自我生命体验浑然一体，行止于今之间，盘旋于历史文化长河，而又返归于存在之境、风云舒卷、众流交汇、不拘法度，确是心游万仞而能错落铺排，舒徐自由。”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如此雄浑流转，潇洒畅达，全在乎作者深邃而敏锐地慧悟。哲学背景下的审美情趣

余秋雨对本民族审美经验的认同，那就是崇尚安居乐业，质朴平和，阴柔坤静的审美趋向，他总是强调“宁静”、“宁谧”和“实在”。因为他深知人生不论如何喧嚣、奇瑰，最终总要走向平缓和实在，所以他说“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洌，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沙原隐泉》）只有在远离嘈杂的宁静中，人才能“重新凝入心灵”，才能静听自然的声音，而中国文人也多是在宁静的状态中才能有所成就。作者的这种“宁静观”在《江南小镇》最为明显：“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对那畅达平稳，淡泊安定的风貌，余秋雨颇为赞赏，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居于这些小镇中。”“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他说，真要隐居，最佳的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中了。”

与这宁静、阴柔相一致的是中华传统艺术心理中对“苦行”的推重，艺术是精神净化的升华，必以苦行而达到内心充实，吟诗作画必以废寝忘食为取得成就的前提，孔子言“三月不知肉味。”是从艺术的沉醉角度谈到苦行的。中国传统文人习练书法，便需苦行，磨了几缸水，写坏许多笔，方可“入木三分”之妙，这都是“静心”的苦修，其实《文化苦旅》中嵌生个“苦”字，表明了作者行程之苦，修行之艰。正像他自己所言：“‘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

余秋雨借助散文这种极富亲和力的文体反思文化，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生命哲理，把智性渗入景观，把学理融入世俗，以饱蘸人格情感的笔触阐释自然山水，超越了对有形的自然景观的欣赏和赞叹。余秋雨写历史散文，不单纯地借景抒情。而是给历史真实的形象还原。戏剧专家余秋雨的思维场中比一般文化史学家多了一个舞台或屏幕，习惯于艺术的形象思维的特殊品质产生了他独特的“历史造象”的散文风格，比一般文艺家，他又多着史学和文化学两个视角，它们同人学视角重合显现了余氏散文的特别景观：文化与历史在他眼里成为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生命过程，活的历史生命的标本。用他的话可以说他给自己散文确定了如下任务：“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余秋雨用生命哲学构筑的话语“复活”了历史，与人性相通的历史景观成为其精神的依托和理想的承载，二者在互阐互释过程中彼此生成了一种以文化人格、生命价值为本位的话语，进而沟通了景和情、雅和俗等美学层面，显露出独特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