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来临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的高度，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趋势作出深入探讨，写就了新发展阶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序言”。
对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变化作出了深刻阐释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不仅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历史地变化的，还在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经济过程和经济运行也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的历史时刻，我们面对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国际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急剧的变化。对这些变化作出准确判断，把握这些变化的本质特征，成为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的首要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总体向好。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在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效益升级、动力变革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和突破性进展。在面对各种经济社会风险冲击和困难挑战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强大的应对定力、经济实力、创新活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也产生了诸多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甚至危机。这其中有多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痼疾、体制性症候和周期性变化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有当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经济过程中生产和流通、分配、消费环节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和周转严重受阻，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同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国际经济交往特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显著萎缩，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世界经济陷于深度衰退，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急剧动荡和深刻调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我国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风险考验，但是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大局”依然在掌控之中，成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新局”依然存在，谋求“大势”、成就“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动力依然强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对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及其新要求作出深入分析
要辩证分析和全面理解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要深刻把握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及其新要求，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进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跃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四五”时期是新发展阶段的开端，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涵盖物质、文化、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实践一切为了人民、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实际体现。美好生活所涵盖的各个方面需要，归根到底要依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来逐步实现。这“五大建设”作为“供给”一方，与“需求”的增长相比，还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不断推进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就成为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路径和根本要求。新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作为这一阶段开局的“十四五”时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在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上取得显著成效，更好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发展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为了解决好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经济理论和实践作出整体部署：
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随着美好生活满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断释放，提升日益强劲的国内大循环活力，成为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根据。
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要强化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就要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根本要求。
提出了新发展阶段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适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健全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加强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基础。
在新发展阶段，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牢牢把握新发展格局、新发展动能、新发展活力、发展新局面，以及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新发展阶段中呈现的发展新格局、新动能、新活力、新局面和新优势，构成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概述的理论纲要和思想挈领。
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维和根本方法，对新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总体过程和环节之间的关系作出全面认识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是今年5月份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经济形势分析中几次提到的重要思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作了强调。这也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中战略思维和科学方法的集中体现。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战略思想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提升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导意识，增强辩证分析能力和总体意识，把握经济过程及其基本趋势，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着力于“育新机”“开新局”，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节点上，交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答卷”。
无论是“育新机”还是“开新局”，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好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总体及其各环节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阐释时，提出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而“生产就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9页），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特征和趋势。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把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阐释的理论，运用于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中，赋予马克思这一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在战略思维上，要着力打通经济运行和过程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及其联系，在总体上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逐步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防止从经济运行的单一的环节或局部的过程看待发展问题，也要避免按一时的经济变化静止地或片面地判断经济走势。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全面开拓新发展阶段中“育新机”和“开新局”的新优势和新路向。
无论是“育新机”还是“开新局”，也都有一个处理好发展、改革和开放的总体关系的问题。作为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要尽快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在改革问题上，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开放问题上，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初步厘清和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课题和新导向
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设，是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重要思想，近5年来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新的探索。
提出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术语的革命”的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在“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其中主要如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在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范畴上的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就是“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科学基础。
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出新的概括，呈现了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新发展理念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权”属性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等作出系统化的概述，进一步指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提出研究和探索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成为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标格。一是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四个方面，成为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方法指南，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篇章的思想指导和学理依循。
（作者：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